純潔血統的驕傲，強敵欺淩的歷史，矛盾揉雜成為朝鮮民族集體性格的「恨」意

文：楊猛

夏天，我沿著邊境旅行的時候，看到郵箱裡趙教授發來的郵件，告訴我一個悲傷的消息，他的二哥病逝。

兩天後，我來到長春，見到了剛從瀋陽參加葬禮回來的趙教授。他看起來有些疲憊，還沉浸在悲傷的情緒中。

「二哥對我影響很大。」趙教授這樣說起他的二哥，一名忠心耿耿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雖然經歷過政治運動的衝擊，但是對黨和國家忠心不改。二哥曾經在遼寧省的前身遼東省擔任過省委祕書處處長、遼寧省辦公廳副主任、教育廳副廳長，還做了多年遼寧省委黨刊《黨的生活》主編。他代省委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有的曾經由毛澤東寫批文下達全黨貫徹。二哥還是一名活躍的老幹部書畫家，雖說沒有讀過大學，但是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曾經在十多項全國性書畫大賽中獲獎。總體而言，朝鮮族是一個整體素質比較高、聰明的民族，在中國政府、軍隊裡，都有朝鮮族領導人的身影。

跟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趙教授不同，二哥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紅色教育，韓語稱這些人為「巴爾蓋」，意即「赤色分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一支穿土布軍裝、身背三八式步槍的韓國人部隊，高唱《朝鮮義勇軍歌》和《赤旗歌》，穿過趙教授老家的村莊。趙教授和村裡的韓國人跑到大路上，高呼「韓國解放萬歲」。許多人到前面去同士兵們握手，熱情擁抱，有的還用韓語問他們從哪裡來。

由流亡在中國的韓國人組織的朝鮮義勇軍，在陜西省延安的太行山山脈，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領導人有武亭和金鬥奉等。趙教授看到的就是由太行山地區進軍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這支隊伍後來回歸北韓，被稱為「延安派」，五十年代末期，金日成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發起了政治鬥爭，「延安派」、「蘇聯派」都遭到了清洗，最後擁護金日成的「滿洲派」一家獨大，幫助他鞏固了個人權威。

在歡呼的人群中，趙教授看到二哥身著軍裝，從一輛吉普車上跳下來，英姿颯爽。趙教授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幕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成立，李承晚任總統，也就是今天的「南韓」。一個月之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金日成任首相，也就是今天的「北韓」。

「那時從一般人的意識而言，心目中代表朝鮮民族的國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當時叫『民主朝鮮』，那時民主朝鮮的影響力超過大韓民國。」他回憶說。

那時二哥打算跟朝鮮義勇部隊回北韓。母親絕不允許次子去北韓，她認為這等於讓兒子去送死。結果，二哥做了中共桓仁縣農會幹部，還做了剛成立的縣中學黨支部書記。對二哥來說，去北韓還是留在中國是一個關係前途的大事。後來他跟趙教授說：「那時去了北朝鮮，恐怕就成『延安派』了吧。」

那個黑暗已退、黎明未現的清晨，遺留在滿洲的韓國人面臨著選擇。所謂國籍問題，不少韓國人持無所謂的態度。他們所關心的是，舊體制崩潰之後，中國社會能否安定？外國人的生命和生活能否有保障？當時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八十萬韓國人在日本投降後回到韓國家鄉，還有一百餘萬人留在了東北。一九四八年底，趙教授在遼寧省的新賓讀中學，填寫簡歷的時候，「民族」一欄裡，一般都寫「鮮族」或者「朝鮮族」，從來沒有寫「韓國」或者「韓國人」。

「我那時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朝鮮族」概念，但是自我意識發生了變化。」趙教授說，冥冥中他意識到自己跟中國將要開始長久地維繫在一起。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他的正式證件是地方公安部門發給的《居民證》，也就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身分證。

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剛剛度過二十二歲的生日，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明確承認了少數民族的法律地位。趙教授接受了自己的新身分——「中國朝鮮族」。中國號稱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土著，唯獨「朝鮮族」是一個外來移民群體形成的嶄新民族。

到一九五七年，中國基本建立了蘇聯模式的政治和經濟體系。趙教授去讀了大學，又當了大學老師，在自己喜愛的政治經濟學領域耕耘了一輩子。跟無數中國人一樣，趙教授本人也曾經被捲入了政治漩渦，因為朝鮮族的身分，文革中他被指控為間諜。幸運的是，小心謹慎的性格幫助他熬過了一系列洗心革面的運動。他的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朝鮮族同學則不走運，因為堅持「兩個祖國論」，認為北韓也是自己的祖國，被驅逐回北韓，後來在北韓一個紀念館管理員的職位上默默死去。

我們靜靜地坐在書房交談，時間轉眼到了中午。趙教授回憶起了大哥。大哥早在一九四七年病逝，留下大嫂帶著一雙兒女。二哥和二嫂當時也有兩個孩子，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一九五九年趙教授的母親去世後，大家庭面臨著一個切實的困難：糧食不夠吃了，尤其滿足不了正在成長的孩子們的胃口。並且，這種情況導致兩個哥哥的家庭產生了矛盾。大的兩個孩子是大嫂的，小的兩個孩子是二嫂的。

當時中國實行分配制，按照一個家庭的人口數目、年齡、社會等級等綜合因素實施口糧分配，就如同今天的北韓。具體到這個家庭，罕見供應的肉類和雞蛋如何在四個正需要食物的孩子中間合理分配，導致兩位嫂子發生了磨擦。多數時候，總是忍辱負重的大嫂做出讓步，因此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大嫂的兩個子女，兒子叫成慶，那時十五歲，念初三。女兒叫成子，十三歲，念初一，都正是身體發育的歲數，卻每天都處於飢餓狀態。

一九六零年，中學生趙成慶突然消失了。在一個滂沱的雨夜，也許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召喚，十五歲的成慶縱身一躍跳入了鴨綠江，義無反顧遊向了黑不見底的對岸。種種跡象表明，他遊過了鴨綠江，跑到了一岸之隔的北韓，自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他的消失在這個循規蹈矩的朝鮮族家庭掀起了波瀾。

趙教授的父親和二哥都不知道具體的內情。成慶跑到北韓並沒有事先告訴他們，也許只是和他母親商量過，而母親似乎也支持。或許他們考慮到，少了一個中學生，可以緩解糧食不夠吃的窘境。

趙教授至今不知道侄子遊過鴨綠江的細節。遼寧省跟北韓接壤的鴨綠江一帶，屬於中下游，「那個地方江水落差大，流量大，一般人是很難遊過去的。」他相信，很大程度上，成慶是為了逃避生理和精神的痛苦，衝動之下亡命北韓。一如三十年代這個韓國人家族流亡滿洲。

六十年代的北韓經濟狀況比中國好，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北韓正在大興土木搞千里馬運動。另外，大嫂的妹妹還在北韓，也算是成慶逃亡北韓的一個因素。大概有十萬中國朝鮮族人在中國大饑荒期間跑到了北韓。事實再次印證，鴨綠江兩岸人民的流動，首要原因一直是出於生存目的。

開始北韓並不信任這個對岸游過來的中學生，不給成慶安排工作，而是讓他到深山老林裡伐木，等於是變相的苦力。後來在親友的幫助下，成慶被安排進了一個做軍鞋的工廠。過了一年後，他的母親和妹妹也都辦正式手續去北韓定居了。走的時候，父親讓大嫂把家裡的唯一一份族譜帶去交給成慶。因為在家族觀念深重的父親看來，成慶是長孫，是白川趙氏延續的正統。

趙教授自此沒有再見過成慶，他跟這個侄子其實歲數相差不大，某種程度上倒也能理解年輕人心底的衝動。成慶至今生活在平安北道朔州郡，他消失了多年以後，趙教授接到他從北韓寄過來的一封信，信中只是簡單地說，「遊過鴨綠江，到達平安北道邊境。」成慶在信中表示「對不起兩位叔叔」 ，還說「我還是想念中國」。趙教授當時身在長春，回信肯定了侄子的行為，並且鼓勵他，「今後，你應該為你的祖國和你的領袖爭氣啊。」

趙教授的父親至死對成慶十分思念，為再也見不到白川家的長孫痛心疾首。他在晚年曾經多次向趙教授流露過想要落葉歸根的念頭，「我一定要永眠於故國的土地。」一九六六年，趙教授的父親在瀋陽去世，死在異國，也長眠於異國。

在一九三八年開往滿洲的那列火車上，對異國生活充滿希望和不安的那個韓國人家如今多數都去世了。先是大哥、接著是母親、父親、大嫂、二哥。這個遷徙流離的韓國人家族只剩下了趙教授一個人。生老病死本是常情，但他回憶自己家族那些艱難的過去，不免傷感。「我們祖國在哪兒呢？難道沒有自己的祖國嗎？」

話題似乎有些沉重，一時不知如何繼續。「這就是我們朝鮮人呀！」說到這裡，趙教授拿過我的記錄本，在上面一筆一劃寫下一個漢字：

恨

「父親常說，我們朝鮮人，有終生解不完的恨啊！你去查一下吧，韓語中的『恨』，就是恨嘆的略語，表現我們獨特的一種民族意識和悲憤情結。父母一旦有為難之事，常常使用這個用語。」他對我說，『如果理解了這個「恨」字，就理解了朝鮮人的漂泊命運。這是朝鮮民族揮之不去的情結。』

趙教授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已經可以熟練地隱藏一切民族獨特性，這讓他行走在漢文化為主的學術圈中游刃有餘。不過他承認，「思想認識上，我已經是一個中國人，文化上，還是朝鮮人。」他肅穆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好像是一個提醒，為我打開了一扇了解這個在大河兩岸輾轉遷徙的民族的窗口。

我被趙教授充滿感情的回憶打動。我們一直交談到午後。趙教授起身與我握手道別。

「楊先生，」當我轉身離開時，趙教授在身後叫住了我，我下意識轉身，看到他瘦小的身軀依舊站在自家樓下，目送著我，並微微鞠躬，「祝你一切順利！」然後折身離去。

我一時怔住。那些隱忍、自尊的朝鮮人形象，都濃縮在這個瘦小身軀中，像黑白底片一樣，仿佛是一個舊時代的縮影。那一瞬間我有所觸動。

Photo Credit: Prince Roy @ Flickr CC By 2.0

三年前去北韓旅行時，我在新義州火車站廣場書店買了一本美籍韓國人金明哲寫的書，由平壤外文出版社翻譯成中文，書名叫《金正日和朝鮮統一之日》，文字相當浮誇。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的北韓讀物大多數都帶著這股浮誇的風氣，體現了北韓意識形態設計者金正日偏愛的審美風格——高亢、醒目、口號化。無論是豔俗的金正日花，還是混搭了社會主義激情的歌舞表演，都具有類似的美學品位。

在這本書中，金明哲引用平凡社《認識朝鮮的辭典》解釋了朝鮮民族念茲在茲的「恨」：「指未發泄的、鬱積在內心中的情感，含有怨恨、痛恨、悔恨之意，而在日常用語中也含有悲哀之意；只要受挫的感受、因社會的壓抑而被封鎖的消沉的情感繼續存在，恨也繼續存在。」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在《金大中哲學與對話集——建設和平與民主》中說：

照我看來，韓國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恨的文化，我國人民是憂患和苦難的人民，恨是人民群眾遭受了挫折的希望，恨是正在準備實現人民遭受過挫折的夢想。誠然，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我們一直生活在「恨」之中……反而一貫能夠安慰與鼓勵自己，因而一直能夠為了未來而生活。我們的人民就像田間的野草，在被踐踏之後又恢復生機……韓國人兩千年來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特徵……他們忍受著巨大的苦難，千方百計地堅持下去……

朝鮮民族認為自己是優秀的民族，具有不輸於中華文明的歷史積澱。檀君是神話傳說中公元前二千年建立朝鮮的始祖，為了證明本民族的悠久歷史，在金日成的授意下，北韓單方面宣布檀君是歷史中存在的人物，並且宣稱在平壤市江東郡大樸山腳下發現了檀君的陵墓。但北韓禁止外界對檀君陵進行考古研究，加上沒有可靠的文獻記載，其真實性備受懷疑。

對於高句麗歷史的爭奪，也顯示了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朝鮮民族延續優秀血脈的意志。韓國人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純潔的種族。甚至大多數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南韓人相信，北韓人比南韓人更能代表純粹的韓國人。

這種觀念和文化造就了韓裔族群封閉排外的傾向。曾經在韓國釜山東西大學執教的B.R.Myers觀察到，北韓的宣傳裡隱藏著一種仇外色彩的種族主義。這種傾向可以追溯到日本人殖民時期，日本統治者鼓吹「內鮮一體」，主張韓國人跟日本人一樣，在道德上優於世界其他種族。北韓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檀君傳說給予北韓人屬於自己的純粹血脈，一個獨特的四千年文明，甚至比殖民者的三千年都久遠。北韓把白頭山當作民族的象徵，一方面是和日本神聖的富士山針鋒相對，另一方面也是效仿。

遺憾的是，在整個靠拳頭和實力比拼的二十世紀，朝鮮半島一直是東亞版圖的弱小角色。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裡，朝鮮半島都未強盛到足以進攻他國的程度，其農耕文明以及所受到的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也使它一向對遊牧民族或海洋民族採取守勢。

朝鮮民族從沒有侵略別的國家，但多次受到別國的侵略。二千多年間，韓國長期受到強大鄰居中國的侵略，中國成為韓國的宗主國，韓國王室向中原政府進貢並尋求保護，所以朝鮮民族有對中國這個大陸王朝的恨。甲午戰爭之後，韓國又被崛起的日本據為己有，甚至連民族、姓氏都被剝奪。朝鮮民族又有對日本這個蠻橫鄰居的恨。韓國歷史上第一次被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北韓人認為是美國人造成的，美國軍隊長期駐紮在南韓，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因此，朝鮮民族對美國也充滿了恨意。

這樣的歷史長期積澱下來，怨恨一直得不到發散。一般人大都標榜自己信奉「愛」的哲學，大概只有朝鮮民族宣稱自己信奉「恨」的哲學。不過這個「恨」不是仇恨的恨。其意思是說，對於自己所受過的不公平待遇，對於自己所受過的不幸命運，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雪恥和真心的道歉，便將永遠地心懷怨恨而糾纏不解。

南、北韓人人沒有從自身的局限尋找原因，而是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他們敏感又脆弱，好勝又自尊。一部朝鮮半島的歷史，演化成為遭受欺淩的歷史、充滿苦難的歷史，這種對強鄰的怨恨，通過教育，一代一代傳了下來，並且大概還將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去。

邵毅平認為，從本質上說，恨的哲學是一種弱者的哲學，是一種內斂性的哲學，持有這種哲學的個人和民族，會通過把怨恨聚集起來，求得一種抵抗強者的勇氣，一種保存自我的力量。北韓正是通過信奉恨的哲學，來應對地緣環境的挑戰，以應付周邊強國的壓力。

一方面是對於單一純潔血統的驕傲，一方面是現實的強烈失落，這種藏在民族心理深處的矛盾，衍生出無休無止的「恨」意，積澱成為韓國人的集體性格。這種民族無意識被金日成和金正日利用，用以包裝和鼓吹其個人崇拜。無論是白頭山血統，還是主體思想，骨子裡都可以發現排他的種族主義的影子。甚至到了三代金正恩，也刻意模仿祖父的濕潤卷髮和肥嘟嘟的臉龐，因為這種孩子氣的天真，體現了純潔的北韓人所獨有的精神特徵。金氏家族借此強調他們是最正統和最純粹的北韓人，故最有資格來領導北韓人民一雪民族之「恨」。

一九七二年，北韓放映了據稱是金日成在東北抗日期間創作的歌劇電影《賣花姑娘》。在六十年代後期，這齣劇目被包裝成為金日成文藝思想的集大成者。而這一時期，也正好是毛澤東的詩作被世界廣泛傳播的時候，北韓推出這部劇作，含有不甘下風的較量意味。電影的導演則是北韓文藝路線的總設計師、同樣堪稱天才的金正日。透過這部電影，可以管窺北韓如何以民族主義和「恨」作為底色，進而包裝成為個人崇拜的工具。

《賣花姑娘》中，媽媽無力保護自己的家，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三個子女中，哥哥被捕，姐姐和瞎子妹妹——盲眼預示朝鮮民族無法掌握命運——相依為命。現實中，金日成的母親去世後，大兒子金日成進山打遊擊，二兒子犧牲，三兒子後來流落到了上海。影片中，主人公花妮發出絕望吶喊，「媽媽你不能留下我們不管呀」，失去母親的孩子，正是孤苦韓國人的寫照。此時歌聲響起：

江水不停地流淌，
痛苦在心中蘊藏，
天高地闊生路無望，
可憐的孩子無依靠。

渾厚的畫外音出現：「這遺恨，這萬古的遺恨，究竟是為什麽，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花妮唱道：「在這艱難的世上……什麽時候才能報這血海深仇，這痛苦何時才能結束？」

電影由家庭悲劇命運導向了一種明確的心理暗示：誰最有資格帶領韓國人民雪「恨」。金明哲認為，簡單概括所謂的韓國問題，就是如何從恨中獲得解放的問題。韓國的領導者必須是可以帶領人民雪恨的人，而金日成、金正日是「恨」的聖戰的最高領導者，是歷史的必然。其背景是韓國獨有的傳統的美學。「依靠他，朝鮮民族將洗雪五千年的『恨』。」如果不了解這個社會心理背景，就很難理解金日成的謊言為何在北韓居然受到擁戴。

《賣花姑娘》故事的轉折是，哥哥並沒有死，而是成長為一個氣宇軒昂的革命者，返回了村莊，依稀是教科書裡年輕金日成的樣子。哥哥哲勇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剝削的新社會，緊緊地團結起來去幹革命」。這也是金日成鼓動人民改變命運的誓詞。

最後，瞎子妹妹在哥哥和姐姐的攙扶下，走向了金達萊花盛開的山谷。這一刻，北韓人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北韓人民就是那個無依無靠的小瞎子，現在她幸福地擁有了兩個引路人。一個領路人是姐姐，姐姐具有母親般的形象；一個領路人是哥哥，哥哥既是父親的形象，同時是革命家的形象。父母親和革命家這兩者幻化為一體的人物，就是領袖。領袖天然具有家長的角色，同時又是革命引路者，兩者完美結合在了一起。

在金日成七十大壽的時候，北韓官方提出了「家族國家論」。新提法的核心正是「母親黨」，這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見的想法，把黨稱作「母親」，領袖稱為「父親」，民眾則是孩子。把整個國家虛擬成家庭關係，父母要照顧自己的孩子，並要求孩子以愛與忠誠去回報父母。根據這個解釋，國家為人體，領袖就是頭腦，而人民就是四肢。

金日成在登上了權力頂峰後，通過一系列宣傳，把自己幻化成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和民族之神。他被塑造成上天授給白衣民族的獨一無二的代言人，要求人民絕對臣服他。強調白衣民族的純潔性，以及純潔性遭到破壞，毫無疑問，有助於樹立他作為守護神的角色，從而突出他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最終，神話被巧妙地植入民族主義；填充了乏味的統治說教，構成了主體思想和金日成主義的基礎邏輯。而那些內容空洞的主體思想，也因為強調了擺脫外來壓迫的自主性命題，而獲得了特殊的生命力。

►沿著圖們江旅行，隱隱嗅到十幾年來「脫北者」通往自由之路的血腥和艱辛

書籍介紹

《不平靜的江河：沿著中韓邊界的奇幻旅程》，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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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猛（自由記者，非虛構作家。1995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迄今二十餘年。曾在《財經》雜誌、《南都週刊》、《彭博商業週刊》擔任主筆）

這是帶有奇幻色彩的旅程。掌控中國、南韓、北韓三國敏感海域的走私大老、潛藏在一百萬名中國朝鮮族人中的五萬名脫北者、遊走於共產黨和勞動黨之間創辦大學的美籍韓國人牧師、依靠金氏政權而大發其財的中共元老後代、在大河兩岸輾轉遷徒的朝鮮人家族的無言之『恨』……行走在中國和北韓邊境的大江大河邊，好似穿梭在一條時光隧道。如今那些有形、無形的界限似乎正在被衝垮，但河水冷寂，動蕩無聲，似乎並不平靜。

本書記錄了作者2010年到2015年這五年間，三次沿著中國和北韓的邊境旅行的故事。這個帶有奇幻色彩的旅行，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北韓情結。只有中國人最能夠理解北韓，因為中國的過去就是北韓的現在。中國人審視北韓，就像回望自己昨天的身影。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