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由中國流亡作家、詩人哲學家、法學家袁紅冰與藏漢雙語詩人、獨立藏學研究者安樂業創作。本書通過大量史料，向讀者揭開中共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世紀之迷；也向讀者揭示出在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下，藏人亡族滅種的危機；書中明確提出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複國運動的精神領袖。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既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全書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有石破天驚之感。中共弑佛重罪與班禪大師的悲情，自然同西藏高原的命運直接有關。這也正是作者利用這本書的各個篇章，討論班禪大師悲情所透視的西藏高原苦難命運以及最後討論中國文化悲劇命運的原因。
對於一個族群，不知喪邦破國的原因，不知造成自己命運的苦難根源在於何方，是深重的遺憾。因為，盲目于苦難的來源，就必然迷失走出苦難之路，並會在同險惡的命運過程中，陷入盲人騎馬的尷尬境地，而無法用長劍準確地抵住命運的咽喉。
本書有望幫您揭開西藏高原苦難的根源，指明走出苦難的方向。請參閱以下每一個章節的大意。
第一章 我的宿命——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二零零零年，袁紅冰教授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北大同學。他們在拉薩寂靜的夜幕下，為重逢而一起舉杯狂飲。烈酒很快就打開了他們之間的話匣子，那位學友開始說：“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裏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裏… … ”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學友才從宿醉中醒來。此時胡春華已上班，房間裏沒有其他人，他起身去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裏的一扇狹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消失。原來門裏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窄窄的隔板架上，一盞低度的暗紅的燈在發亮，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針紮在班禪的雙眼的眼球上，面頰上還用紅油漆畫出兩行從眼睛中流出的血淚。
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窺視到了胡春華的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是屬於中共政府。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密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因此，他憑著偵查學知識，抹去指紋和腳印之後，就離開了胡春華家。但是，他心中留下的痕跡難以磨滅，並折磨他多年，所以，《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一書從這裏起步… …
第二章 西藏悲情——佛國淪為“黑地方”
藏人是佛的選民。他們信奉佛關於寂滅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欲之中，而在心靈之間。然而，命運的邏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葉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中共強權統治下，以所謂“十七條協議”為起點，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為止，這個時期西藏通向地獄的命運之路，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五十年代末的滅佛狂潮；第二，大屠殺，大監禁；第三，大饑餓；第四，“文化大革命”對佛教的大迫害。
大屠殺和大逮捕之後，藏區的許多村莊裏只剩下悲傷的婦女，恐懼的兒童和衰朽的老人，青壯年或者已遭殺戳或在勞改營中被囚禁。
同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近四千萬中國人饑餓而死，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藏區因饑餓而死亡者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原因在於藏人不吃人肉以及狗，馬，鳥，魚等。
一九六七年，中共對西藏實行軍事管制，西藏進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時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西藏發生過幾起藏人起義，但是，被軍隊鎮壓殺戮。
經過這四次摧殘，藏人中最勇敢、最聰慧、最高貴、最自由的生命幾乎全部凋謝。曾經心靈豐饒的雪域，在禮佛的金燈被中共鐵血強權撲滅之後，變成精神乾枯的“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同時也是當代藏人的精神導師。他們在關切藏人亡國後的現實苦難——用靈魂和生命來關注。
半個世紀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引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開創了西藏自由運動。
當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難的時刻，班禪大師選擇與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淚滔中的地獄之苦，不棄不離，同生共死。中共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班禪大師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懷發揮到極致。
就在西藏高原的命運艱難之際，十世班禪大師于一九六二年寫出《七萬言書》，並交給中共。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淚寫成的藏人大悲苦之書。《七萬言書》中記述了中共在滅佛運動、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過程中犯下的人性泯滅、魔性如熾、獸性瘋狂的反人類罪行，也記述了藏人經受的地獄之苦。班禪大師自己以浩蕩的悲歎，發出悲情萬古的祝禱：“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一九六四年在拉薩舉辦的一次萬人宗教祈福大會上，班禪大師乘共產黨給他的所謂最後挽救機會，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國王；現在，西藏人民有獨立的權利；西藏必將恢復獨立。”
班禪大師發出複國召喚之後，當場被中共逮捕，承受了任何一代班禪未曾嘗過的長達近十五年的地獄之苦和人世間的冷暖滄桑。也給後來中共實施殺佛計畫埋下了伏筆。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的春天——班禪大師在藏人的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國進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時期，這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復了班禪大師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禪大師承擔起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領袖的天職。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複國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班禪大師針對中共的滅佛法期的佛教復興運動，可以稱為藏傳佛教的“再弘期”。就藏傳佛教的傳播而言，歷史上曾經歷過一次滅佛時期，因此，滅佛之前，稱為“前弘期”；滅佛之候佛教的再起，稱為“後弘期”。
同時，藏傳佛教東傳是個悠久的歷史過程。經典的藏傳佛教東傳，第一次發生在蒙古帝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滿清帝國時期。這兩次經典的東傳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藏傳佛教都被奉為國教，因此，整個過程中覆蓋著強權的陰影。
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佛教和文化復興運動，也顯示出藏傳佛教東傳的效應。不過，這次佛教東傳不僅沒有借助強權的鐵翼，而且只憑藉佛教的精神魅力，就吸引了中國信徒，現今信仰藏傳佛教的中國信徒不斷地增長，甚至為了念經而學習藏語者不計其數。
班禪大師還竭力推動了培養人才和經濟自主運動，比如，在藏區設立很多大專院校和剛堅公司等，都具有杠杆性意義。
第五章 決策殺佛——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失勢之後，這次宮廷政變的主導者，一群被稱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組織體系，實際主宰了中共最高權力意志。正是胡耀邦給東亞大陸帶來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因此，中共摧殘胡耀邦的政治鋒芒，很快就轉向班禪大師。面對這種險惡的局面，班禪大師不僅毫無回避退縮之意，反而奮起佛的“大雄”之勇，繼續全力推動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事業，展示出不惜與暴政決政治死戰的意志。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很快就意識到班禪大師的所作所為對其在西藏的集權統治的威脅。他們對班禪大師的忌諱如下：
一、班禪大師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於班禪親自關懷藏人的命運之上，比如，親手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藏人摸頂祈福。班禪大師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達到了一呼即應的高度；
二、中共對班禪大師的政治立場一直有深刻的疑慮。比如，班禪大師撰寫《七萬言書》，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複國，八七年在人大會議上公開建議實施“藏區自治”；
三、 班禪大師一直關心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並多次插手拉薩的示威遊行事件，從輕發落參與者等 … …
第六章 準備殺佛——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鄧小平家的客廳裏召開“決策殺佛會議”。會議的參加者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宋平。當時王震由於健康原因，楊尚昆和彭真忙於處理其他事情，均未有出席會議。
“決策殺佛會議”之後不久，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就確定兩名主持執行“特別處理班禪”方案的人員，即溫家寶和胡錦濤。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恰恰這兩個機構是中共中央的執行機構，溫家寶的職位則橫跨中共中央兩大執行機構。
元老寡頭集團成員之一，即宋平向鄧小平推薦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出任西藏自治區書記。… …
第七章 佛殤——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即已決策殺佛。鄧小平指示對班禪大師進行最後的思想拯救工作，即放棄自己的主張而回到中共的立場上，但是，遭到班禪大師的拒絕，因此，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理”的方案卻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啟動。
一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溫家寶和胡錦濤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媒體，都圍繞“班禪大師同我黨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分裂主義”的主題，作出大量報導；中共還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公開發佈決議，為一九六四年曾加在班禪大師頭上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項罪名平反。這是他們採取的完全抹去把將來班禪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陰謀連接起來的所有可能的疑慮。
一九八八年初秋，溫家寶，胡錦濤，由溫家寶推薦的中共高層主治醫生王敏清，胡錦濤推薦的胡春華在北京召開了一次關於“特別處置”行動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王敏清選擇的對十世班禪大師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薦周美珍承擔施放毒藥的任務。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晚，胡錦濤、溫家寶主持，孟宏偉、胡春華執行，周美珍對班禪大師直接實施下毒行動，十世班禪大師被中共鴆殺，於一月二十八日淩晨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圓寂。
第八章 佛魂不滅——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黯然交出中共總書記權杖。這意味著中國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將百花凋殘，不過，政治邏輯還會被歷史的慣性推動，向前運行——凋殘也是一種過程。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則意味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在摧殘思想自由的春天的同時，又將開始實施新一輪的滅佛的罪惡。
這個政治陰謀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從政治思想，組織體系，經濟來源各個角度，全面控制西藏兩個宗教領袖的轉世靈童，將靈童培養成“披著僧衣的共產黨人”，從而達到在精神王國控制藏人的目的，既要在靈魂意義上滅佛。
中共能夠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能夠讓十一世班禪消失在比死亡更荒涼的黑暗中，但是，暴政卻殺不死班禪大師的佛魂。班禪的佛魂就活在他開創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中，就活在藏人從心底裏發出的西藏複國的呼喚中。班禪的佛魂不死，因為，他的命運從來沒有離開過西藏高原的苦難；因為，他的血是藏人最絕望的時刻，播撒在心靈深處的複國希望的種子。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藏戒嚴到二零零八年的全藏抗議；從著名藏學家學懂先生用藏文撰寫的《開天闢地——藏區土鼠年和平革命》一書到藏區一連串發生的自焚抗議運動等，說明了班禪大師佛魂不滅。
二零一二年，薄熙來危機爆發後，薄熙來身陷囹圄，仍然向胡錦濤，溫家寶挑戰，對審訊人員說：“你們逼我老婆承認殺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個罪過大——是殺佛罪重，還是殺一個英國間諜罪大。”這個插曲更證明了班禪大師的佛魂不死。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複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實際上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于，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任西藏流亡政府末代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的談判，並公開聲明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框架內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以下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背現實的政治結論。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的命脈。
只因為如此，西藏的命運仍在生與死的刀刃上艱難行進。其實，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中共引誘達蘭薩拉逐步進行自我否定，比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通行證”，取消“流亡政府”，取消“總理”，進而逐步實施“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政策。因此，連身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都敢說出如此藐視的話語，即“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責之源——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至今，藏人的命運一直在重重苦難中蹣跚。同時，二十世紀成為中國文化遭受天譴的時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以共產黨作為政治代理人，徹底摧毀了漢文化的萬年曆史。
漢人的文化命運悲劇進而演進成藏人命運的劫難；“共產主義幽靈”的惡咒隨之降臨在西藏高原之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把靈魂出賣給“共產主義幽靈”的漢人軍隊，像無數隻黃螞蟻湧入西藏。如果相信人是本質在於文化的存在，那麼，共產黨及其軍隊不再是漢人，這個種族的名字就叫作“中國共產黨人族”，他們是魔鬼的選民。
許多人至今仍然徘徊在歷史的大困惑之中，其中包括鐵幕之下英勇抗爭暴政的人們。作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共產黨文化為什麼會主宰東亞大陸，並成為屠殺藏文化的劊子手？作為西藏苦難政治根源的中共暴政，其精神的發源地在哪里？
漢人和藏人的命運，藏漢兩族都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兩者都在中共暴政之下蒙受文化性亡國滅種的劫難；兩者都經歷過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大迫害；兩者都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權利，淪為當代的政治奴隸和精神亡國奴。但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極力試圖讓世界相信一種謊言，即西藏問題本質上是藏漢兩族之間的民族矛盾。甚至某些仇恨中共的藏人也相信這種謊言。
其實，中共縱容製造這種謊言，其政治目的相當可怕，通過漢藏矛盾的假像，掩蓋在西藏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進而模糊藏人反抗的焦點，撕裂漢藏的族群關係，分而治之，使漢藏兩族無法形成共同抗爭暴政的態勢。
漢民族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漢人也應當對藏人的苦難負責。漢人的相關責任主要有兩項。一、是漢人知識份子群體，引狼入室，甘願作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在東方的政治代理人，為中共暴政征服東亞大陸提供精神基礎；二、 漢人老百姓在中共暴政驅使下，為虎作倀，殘害藏人。
當前，藏人正讓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團團金色的聖火，用烈焰焚身裂骨之痛作為祭品，表述對自由的苦戀。面對如此悲愴壯麗的英雄史詩，漢民族是否會被感動？漢民族是否還有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命運，重作自由人的意志和勇氣？——歷史不是在等待回答，而是在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