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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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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八六四期 ——
（二○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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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ｚｋ１２０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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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下） 郎 钧
【学术争鸣】 对造反派的误指与妖化 周伦佐
【史海钩沉】 一个特殊学生的工作安排 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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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下）
·郎 钧·
（续ｚｋ１２０９ａ）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有过一个关于文革“两次发动”的提法。
现在，红卫兵想利用这个提法，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
段虚构成一个“权力真空”时期。并对“第二次发动”和此“权力真空”时期的产
生作因果关系的排序。这种虚构性说法之目的就是要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卫兵暴行
之罪责归属最大限度的模糊化。
不仅如此。红卫兵还试图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方
才出现的失落和沮丧的群体心态前置到８月初。反复展示此种失落和沮丧的心态，
可以将红八月的所有罪恶推托的一干二净。
为了讲清楚卞仲耘死亡时的文革大背景，笔者更倾向于将文革的发动时期划分
为三个阶段（简称“三次发动”）。在“三次发动”的框架下解说“卞仲耘之死”
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文革“三次发动”及其标志性事件
１９６６年５月底至６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一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一
次发动”）。这个时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
亲自批准广播聂元梓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至８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发动时期（简称“第
二次发动”）。有三个标志性事件发生：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毛泽东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８·１８检阅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三次发
动”），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３期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物。
◇ 文革“三次发动”的主导者
文革的“三次发动”的主导者都是毛泽东。通过这三次发动，斗争矛头不断举
高，最终指向刘少奇——“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炮打司
令部”的文革终极目标。
◇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在北京地区是各个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高干子弟。
因为只有这批人可以看到当时只下达到地师级的《五一六通知》。而这批人又具备
抢夺政治制高点自觉性。所以，敢于出来贴大字报的几乎都是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
。清华的刘涛、贺鹏飞；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宋彬彬都有幸在各自单位的扮演聂元
梓的角色。工作组进学校后，就和这些的不同类型的的聂元梓们共同掌控学校的权
力。
◇ 文革“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二次发动”响应者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找到打到刘少奇的充分理由，毛泽东在武汉游完泳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指责
工作组犯了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并强令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退。１
９６６年７月下旬，江青康生陈伯达几乎天天出现在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他们
全力导向，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并默许北大附中红旗首领现场殴打张
承先。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希望将斗争的大方向锁定在追究工作组的问题上。因为
这是问罪刘少奇的突破口。
工作组的撤退打破了刘邓对大中学校的有效控制。为了寻找打击刘少奇的社会
力量，毛泽东首先为全部大中学校中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其中包括蒯
大富。但是刚刚平反和尚未平反的“反动学生”惊魂未定，不能胜任搅乱社会秩序
的重任。江青在７月下旬在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拥抱彭小蒙。毛泽东在８月１日发出
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就在中央文革全力导向，企图把运动方向锁定在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和
“路线性”错误的时候，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骤然出现在
北京城的大中学校中。这是很值得研讨的一件事情。叶维丽说，对联的出现有搅局
的作用。笔者同意这个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着微
妙的连带关系。而“老革命”和“老子英雄”的说法和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提法有着潜在对抗的嫌疑。有文字记载，当刘少奇在７·２９大会上说
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泽东极为不屑，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
笔者还认为，“破四旧”这件事也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其可有可无，
本不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环。毛泽东只是在北京二中红卫兵作出“破四旧”行
为之后予以认可。因为“破四旧”是８·１８之后，红卫兵作出的回报毛泽东检阅
的第一个行动，不认可，上下的互动就失调了。
就整体而言，可将当时的大中学红卫兵分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和“血统论
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两大类。毛泽东选择支持的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清华
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都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但是，大专院校和中
学掌权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并不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而是以宣传血统论为宗旨
。这类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的主流。而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因其同
样持有血统论的理念而和主流红卫兵沆瀣一气，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反工作组特征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城区内，中学的权力基本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手中。反工作组的红卫兵
组织的大多数都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
主义兵”），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何芳芳；女附中的梁
二同、郑中伟；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等。上述这些人在对联问题上多持反对态度
。这些文革中的“最正确者”们并没有因工作组的撤退而掌控学校权力。大学也是
同样，笔者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至９月中旬多次见过蒯大富——一个刚刚摘掉反革
命帽子，略带些怯怯自喜的落魄之人。
大学的权力也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手里。谭力夫领导的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
不但鼓吹血统论，更具有鲜明的保工作组的特征。清华大学的权力并没有因被平反
而落入反工作组明星蒯大富的手中，叶林和王光美的工作组虽然撤离，但是贺鹏飞
的红卫兵仍然控制清华园。８月２４日下午，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在贺鹏飞的指
挥下“血洗清华园”，捣毁二校门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华大学８·２４事件比师
大女附中的８·５时间晚了１８天，但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有证据显示师
大女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血洗清华园”的行动。
北京中学红卫兵跨校联合行动的事例在血洗清华园的８月２４日以前至少有过
两次。
第一次是８月１３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１０万人大会批斗“
小流氓”（与红卫兵同龄的青年学生）。会上批斗对象惨遭毒打。面对红卫兵施暴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端坐主席台不予制止。
同样的案例还有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８月１９日斗争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干部
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关于这次批斗会的情况，具体到红卫兵个人的行为，只
留下了孔丹和秦晓护卫校长杨滨免遭毒打的人道主义情节。但是，这次斗争会的自
始至终都充斥着暴力，红卫兵根本无视刚刚颁布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
武斗”的规定，对挨斗者拳打脚踢。教育局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
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８·１９市级批斗会的策划
者和组织者是谁？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参与其中？４６年过去了，红卫兵们守口
如瓶。
工作组的仓皇撤退和红卫兵的强势登场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
情交替出现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传递。其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权力真空”时段。工
作组的撤出不但没有削弱红卫兵的权力，反而扩大和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力。大中学
校的权力无一例外落入红卫兵的手中。使他们在学校大权独揽，胡作非为。
从七月下旬开始，经历红八月，直至九月，大约６０天的时间，掌控北京大中
学局面的就是强势登场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他们来势汹汹，当仁
不让。并不因中央文革已经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感到沮丧。谭力夫那句“
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是工作组撤退后老红卫兵心态
最典型的表露，哪有什么沮丧和迷茫。
老红卫兵在短命的７０天里做了以下四件事情：
１）残酷斗争基层走资派；
２）以镇压流氓为名，打杀城市平民子弟；
３）以扫四旧之名抄家和破坏文物；
４）打杀地富反坏右，并驱逐十多万地富反坏右出北京。
作为“第二次发动”的主要响应者，红卫兵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填写了文化
大革命史上最为凶残的一页。后来，毛泽东阳脸变阴脸，将这个时期和工作组的“
５０天”一并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 文革“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
“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被誉为“五大领袖”的那几个
人（聂元梓是一个例外，她是“第一次发动”的第一号响应者）。这些人的代表人
物就是蒯大富。经过两个月的调教和预热，他们开始逐渐占据文革的舞台。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把刘邓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图开始落到实
处。
此时，各大中学校校掌权的老红卫兵方感大势去矣。在城区中学，反工作组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逐渐开始掌权，他们的市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叫做“首都兵团”
。这些人中的知名者后来都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常委。而女附中的郑仲伟等人
如果不是在６６年年末卷入“１２月黑风”也会在红代会的常委中占有一席之位。
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蒯大富还是王大宾，他们都是在１３期红旗社论之后才
开始真正挺直了腰板。
之所以会有上述这种局面出现，除了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的影响，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伯达在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发言，其中对“
对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它是宣传“反动地主阶级的血统论”。这就从精神上
解除了老红卫兵的思想武装。陈伯达关于“对联”是宣传血统论的讲话内容在两个
多月之后被写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陈伯达在１０月的工作会议上批判“对联”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两个
月前，“对联”鼓噪京城之时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毛泽东在表示全力支
持红卫兵的同时并没有正面评价这个后来被认定为宣传“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的对联。然而，毛泽东在８曰１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已经留下重要伏笔。
他在信中写下了对红卫兵的支持的语句后紧接着写到：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
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
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
意”。
毛泽东的这段话话分为三句。
第一句话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核
心内容，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甚非计也。
第二句话强调“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
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这是在重复他一年多前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
信》中亲自撰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五项条件”中的其中一项；
第三句话是在强调“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
这三句话明显是在调教红卫兵。
尽管毛泽东８月１日已经发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但是，在８月
８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关于支持
青年学生的那段文字却是含混不清，居然没有注明“红卫兵”三个字。时隔４６年
，只有麦克法夸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
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
“十六条“的有关文字是这样写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
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
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
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
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
“十六条”的执笔者之一是张春桥。“红卫兵”三个字没有出现在“十六条”
中，此“遗漏”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值得研讨。
“十六条”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革命大方向”就是“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
、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这一点显然是“血统论红卫兵”所不具
备的。因此，“十六条”所言“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不是指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是指敢于和薄一波、王光美叫板的蒯大富那一类人
。
“十六条”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重复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关于团结大多数的的内容，并且直截了当的讲明了运动的整人
重点：“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次运动的重
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什么“反动老子”
的“混蛋儿子”，也不是什么“流氓”、“阿飞”。
化解和利用红卫兵的躁动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毛泽东一方面在《给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和《十六条》中昭示阳谋、留下伏笔，道理早已讲明
，将来弃之不用时，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毛泽东放纵红卫兵，让其血债累累
，尽快走向反面。正所谓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可惜啊，狂热的少年“老红卫兵”还沉浸在“英雄”“好汉”的自恋中，怎能
读懂伟大领袖的用意？
红卫兵把北京城搅得污七八糟之后被毛泽东逐出文革舞台。反工作组的造反派
红卫兵方才得到理应归属他们的荣耀。老红卫兵不退场，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主题曲
就永远无法奏响。
两年后，刘少奇倒台已成定局。毛泽东故伎重演，让蒯大富双手沾上工宣队队
员的血，将其逐出历史舞台。
文革“三次发动”的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大、中学校而言，“第一次发动”的受害者就是陆平（北大学校长）、蒋南
翔（清华大学校长）、卞仲耘（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
坪（女三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五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这些校级领导干部。
同样，“第二次发动”的受害者还是上述这些人。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被红
卫兵打死。当然，在“第二次发动中”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还包括那１７００多名死
难者。
“第三次发动”的受害者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批
判“反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１９６８年３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段期间
，党内高层斗争日趋残酷，但是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从王晶垚先
生公布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和《汪玉冰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个现象。王永海工友和汪玉冰老师都是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才敢拜访王
晶家和在控诉会上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笔者的朋友也是文革研究人员，他倾向对文革初期作另类的“二次发动”划分
。就是将王年一所谓的“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合并为一个阶段。而将笔
者的所谓“第三次发动”定为“第二次发动”。其理由是，要以文革受害人群的变
化为依据，来划分文革发动阶段。而以往的文革研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多
地关注发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谋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 话题回到师大女附中
卞仲耘是“第一次发动”的直接受害者
６月２日，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攻击校领导
的大字报。
６月３日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率队进入师大女附中后就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北京大学６月１８日发生群众不听工作组劝阻，揪斗殴打干部和教员的事件，
史称“６。１８事件”。在师大女附中情况却是截然相反。６月２１日，女附中工
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刘进、李松文都是其成员）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在
这个会上，卞仲耘受到残暴的殴打。学生用木头步枪不断对卞仲耘做刺杀动作，卞
仲耘后背的皮肤被戳烂。工作组组长张世栋是这次暴力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松文坐观施暴、均无劝阻。６。２１事件是文革期
间发生在女附中的第一起暴力事件。它的示范作用和教唆作用在８·５惨案中显露
的清清楚楚。（笔者将另外成文《从６。２１到８·５——卞仲耘的死亡之路》）
批斗会后若干天，卞仲耘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敌我矛盾。
卞仲耘是“第二次发动”受害者。她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
第一个文革殉难者。
没有“第一次发动”将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卞仲耘就不会在“第二次发
动”中被当作“坏人”活活被打死。刘进曾在８月６日的广播中咆哮：“好人打坏
人，活该！死了就死了！”但是刘进再疯狂也不会说：“好人打好人，死了，活该
！”
“第一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政治生命，“第二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自然生
命。
◇ 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和卞仲耘的遭遇正相反，在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
发动”的响应者。这是无容辩驳的事实。毛的“第一次发动”是在电台广播聂元梓
的大字报。在女附中，宋彬彬应声跃起，贴出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成为文革“
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毛的第二次发动的重要举措就是支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
天安门被耀武——成为二次发动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五人联名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还是宋彬彬的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刘进、宋彬彬从来不深谈她们是否参加过７月２
９日的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这个话题。人们从刘、宋的文字中无从分辨她们是否参加
了７。２９会议。
关于７月２９日前的情况，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当时是‘兵分
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
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从刘进的这段文字中，人们无从分辨，刘、宋到
底是跟着大多数同学一起去外地军训了呢，还是去了马神庙整老师，或者哪都没去
，留在了师大女附中。
“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刻就是７月２９日。那一天，北京
大中学校的文革骨干云集人民大会堂。毛刘周邓都到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宣布撤退
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而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离校后掌管学校权力的人。
这些人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是她们在后工作组时期具有文革领导者身份的证明。
刘、宋在７。２９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有刻意掩饰之嫌。其刻意的遮盖之目的很
显然，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如她们所描绘的“权力真空”时期，或“无政府主义”
时期，那么，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员应该是随机的，每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都应
该有同等的机会。退一步说，所有属于“红五类”的学生都应该具有具有同等的机
会。但是恰恰相反，能够参加７。２９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工作组
走后，她们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学校的权力。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彬彬、刘进、马德秀还有那个叫李松文的人都参加了７。
２９会议。当然，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７。２９会议的。“
有资格”和“没有资格”是权力认定的结果，这种权力认定的存在就是“权力真空
”根本不存在的最好说明。
８·１８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的确定也是“权力真空”不存在的证明。凭什么
刘进就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安门，谁就不可以上天安门？除了权力能够决定此事，
还有别的什么玩艺儿吗？
想借“文革二次发动”论开脱宋彬彬是徒劳的。有人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红
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只是搞了一个有字的红袖章。不对！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
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卞仲耘校长，用这个示范性事件
开启北京城红八月的死亡之门。
从文革“二次发动论”中推演出来的“权力真空”论的本质是将“第一次发动
”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红卫兵的退场时间最大限度地模糊化。将“第三
次发动”时段红卫兵方才具有的失落心态前置到８月初，这样就可以使红卫兵所犯
种种罪行之客观效果和主观心态不能对应，一切罪恶便可一推六二五了。
这种诡辩或许可以骗骗８０后和７０后的年轻人，甚至６０后的中年人。就是
骗不了文革的亲历者。
关于文革的“三次发动”的话题到此结束。
第四章 宋彬彬还走的出冠名门吗？
早在２０１０年夏季就听说宋彬彬要发忏悔文。题目好像是《向全国人民道歉
》。乍听时，吃惊不小。莫非宋彬彬真的要孤身认领红八月北京红卫兵群体犯下的
滔天大罪？抑或是坦陈承认卞仲耘校长被害过程中有自己确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
后来的消息又说忏悔文暂不发了，因为宋的家人反对。
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宋彬彬的忏悔文如期而至。题目却是《四十多年来我
一直想说的话》。仅看标题，就觉得很奇怪。既然有话想说为什么要憋四十多年？
是谁拦着你不让说吗？就是有人要拦岂能拦得住的呀？宋彬彬在中国肯定是享有充
分的言论自由的。去了自由世界美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粗读宋彬彬的文章感觉很异样。这个文本的话语系统是那么的不统一。不像是
出自一个人之手笔，拼凑的痕迹很重。这个“自辩词”很像一个集体的创作，类似
文革中的罗思鼎、梁效之文。“宋彬彬”三个字只是被冠名而已。无论是否出于宋
彬彬的亲笔，这确实不是一篇忏悔文，而是一篇不吐不快的辩护词。文章中扭捏说
出的那几声道歉的话实在是多余。
在以后的２月天里，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那篇“自辩词”确实不是出自宋彬
彬之手。宋彬彬文章的原稿被集体否决。之后，不但有人重新执笔，而且被十数人
等修改过Ｎ次。再后来，有一代笔者在坊间放话，说，此作是由她代笔完稿，因为
宋彬彬总是写不好。
宋彬彬的一生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冠名门”了。
老话说，事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
第一次，宋要武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
红袖章》。４０年后，宋彬彬否认该文是自己的作品，说那篇文章只是被冠名而已
，真正的作者是光明日报记者。
第二次，１９６６年秋天，宋要武在《武汉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同样是在
４０年后，宋彬彬也否认了是自己的作品，“宋要武”也罢、“宋彬彬”也罢是又
一次被冠名。导演冠名门的人似乎是王任重及其湖北省委。
第三次，是发生在２００７年女附中校庆期间。校方在校园和纪念册中展示宋
为毛戴红袖章的照片，引发广泛的质疑。可是宋彬彬又说，那不是她的本意。她的
言外之意是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应当对此事负责。
尚未走出前三次的“冠名”门，宋彬彬又陷入第四次“冠名门”。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一个获得美国名
牌大学博士学位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母语独立完成与自身经历有关的文字的写作呢？
４７年的间，宋彬彬三出四进冠名门，虽然冠名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不太相同。
但是有两点表现是很相同的：
第一点、被冠名的时刻都是很乐意的，也是很认同的。比如４７年前被冠“宋
要武”之名，领袖的恩赐，何等的荣耀，哪有不接受的道理？后来形势变了，荣耀
之事变得不荣耀了，所以有以下第二点。
第二点、冠名若干年之后，或数十年后都要出来那声明不是自己的亲笔作。宋
彬彬已经否认了以前三次的冠名作是出自自己的亲笔和本意，焉知若干年后不会再
次声明，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也是出自别人之笔手，自己只是被冠名
而已。
记得一年前，曾和一朋友有过一次聊天。他说，他是最早接到宋彬彬文章初稿
的人。那时的稿件似乎还没有被代笔。宋说，你可以修改。他说，你的文章我一字
不动。我很赞同这个朋友的做法。韩寒的《三重门》即使真的是由其父代笔也是可
以谅解的，那时的小韩寒年方十六，初入社会，老爹不帮谁帮？可宋彬彬就不一样
了，文章文字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不能代之修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除外），因
为这是一篇交给历史的答卷，需要宋彬彬本人独立完成。别人插手就有作弊之嫌。
所谓作弊就是执笔者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掺入文章之中，使读者无从分辨哪些东西
是来自宋彬彬本人，哪些东西是来自执笔者和修改者。
“宜粗不宜细”是早就定下的章程。现在却有人得便宜卖乖，要搞什么“真相
在细节中”，也就是将“宜粗不宜细”改为“宜细不宜粗”。这两年，宋彬彬明摆
着是一个“宜细不宜粗”的试验品。８·５案件就像一幅泼墨写意的中国水墨画：
操场的一侧，一位死者趟在一辆垃圾车上，身上堆满了肮脏的大字报纸。她的头发
和双脚暴露在外面，鲜血从车板上流下来。操场的另一端，一群看不清脸面的人物
都身着绿色的服装，闪烁其间的红色条状物可能是臂膀上的红卫兵袖章。她们或挥
动拳头或做鼓掌的姿态，表明这伙人很亢奋，“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有人对这样
一幅历史画面提出异议。她们无意改动画面的全局，她们只是想在保留这个模糊画
面的大前提下，用工笔的手法将宋彬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眼珠子、指甲、和
口中的牙齿都要宜细不宜粗的画出来。如果美院的哪位老师或学生愿意尝试一下局
部之局部用工笔，大背景和其它细节用泼墨的创作布局，不妨就用８·５这个题材
，此创作的标题可以叫做“细节在真相中”或者“真相在细节中”。
年轻的时候遇到运动群众的年月，宋彬彬被毛泽东和谢富治玩偶一把确实是一
件可以原谅的事情，最起码宋彬彬已经自己原谅了自己。但是４０多年后被一些阿
猫阿狗玩偶一把，宋彬彬的内心就那么心甘情愿？真是活见鬼了。
遗憾的是，宋彬彬搞不懂其中的道理。所以，她的一生就注定要被冠名、被利
用、被弃放在历史的舞台上丢尽脸面。宋彬彬年纪已近七零。她还有机会吗？她还
走得出“冠名门”吗？
第五章 也谈“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美国威斯康
辛州去世。网络上的纪念文章很多。有人写文章把斯维特兰娜和李纳、林豆豆、宋
彬彬做比较，其中说，文革过去了４６年，中国的林豆豆、李纳、宋彬彬至今不道
歉。
事情很凑巧，布哈林的女儿也叫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
耶维奇）。有了这样的巧合，“中国有没有斯维特兰娜”的话题涉及的内容变得更
加宽泛。
应该承认，反思历史时，用斯维特兰娜——布哈林的女儿或斯大林的女儿类比
中共高干的女儿是一个很不错的视角。
对斯维特兰娜现象的思考，尤其是对照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基本可以得到两个
方面的启示。
首先，翻看７０年的联共（布）党史，无论是党内斗争最为残酷的斯大林时代
，还是解冻的赫鲁晓夫时代，或者是倒退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安德罗波夫戈尔
巴乔夫的解体时代，几乎没有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子女卷入过父辈政治斗争的记
载。斯维特兰娜及其同伴只是他们父辈权力斗争的旁观者。其不知情的程度比克林
姆林宫红墙外的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差别。当灾难降临的时刻，她（他）们只是默默
地承受命运的安排——流放、监禁和死亡。
布哈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生是
在苦难中渡过的。布哈林“毫无罪恶的头颅，株连了几千名无辜的人”包括他的妻
子和女儿。斯大林在布哈林被处死１１年后的１９４９年将古尔维奇和她的母亲被
关进监狱。苏俄当局直到１９５６年召开反对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后才释放母女。２
００３年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至于托洛斯基的子女们的悲惨下场更是令人扼腕。
斯大林为了报复托洛茨基，将其全家赶尽杀绝。两个儿子，一个被枪毙，一个
在做了阑尾炎手术后，神秘地死在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
枪毙。
托洛斯基的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病死于莫斯科；第二个女儿死在柏林。只有
第三个女儿幸存，自１９３７年起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了２４个年头，直到１９
６１年克格勃才停止了对她的监视，而那一年她已经是一个８７岁的老人。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高级干部子弟都卷入政治
斗争的漩涡。那个时期，她们争先恐后，有强烈的参与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逐渐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一生一世都休想爬出的泥潭。文革结束之后，父
辈之人可用建党建军建国的功勋去抵消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欠债。而自己呢，除
了负债，别无所有，纠结一生，永无宁日。最典型的公主级的人物有两个：刘涛和
林豆豆。
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刘涛在文革初期曾经和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清
华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攻击矛头直指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刘涛在清华大学校园贴出攻击亲生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
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全面攻击刘少奇。在大字报的结尾处，刘涛表示要“跟着毛主席
干革命”。文化革命中，在无数泼向刘少奇的污水中，这一盆泼向亲生父亲的污水
对刘少奇的伤害之深之烈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大会通过
ＣＣＴＶ向全世界转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携子女站在主席台上。人们在刘少奇遗
眷的行列中没有看到刘涛的身影。
蒋南翔或许早就原谅了刘涛当年的行为。刘少奇的在天之灵或许也可以宽恕女
儿的过错。但是刘涛本人今生今世如何从自责中解脱出来呢？
林豆豆是林彪和叶群的亲身女儿。她的文革经历比刘涛更加荒唐惨烈。林彪面
呈鬼相，助纣为虐，罪恶深重，百死不赎其身。他的死亡结局是中国奸佞史上最为
荒诞的闹剧。其荒诞的极至程度至今还令林彪的拥趸们无法自圆其说。面对毛泽东
对他的戏耍，林彪显然定力不够，他既做不到“理解的要执行”，也做不到“不理
解的也要执行”。于是，毛林摊牌一触即发。就在林彪准备出逃的关键时刻，林豆
豆不但不选择与父母兄长同进同退，却选择效忠毛泽东，向中南海告发父兄外逃的
计划。２５６号飞机在夜幕中仓促起飞，最终坠毁在北蒙的沙漠中。林豆豆关键时
刻背情弃义，火中投碳，有违人伦法则。温都尔汗焚烧父母、父兄尸骨的烈火早已
熄灭，但是林豆豆的余生再也走不出９。１３的噩梦。
１９８６年英国电影《Ｚｉｎａ》（幽草）在欧洲和美国上映。其中讲述的是
幽草——托洛斯基的女儿（齐娜伊达）在德国柏林生活的故事。斯大林穷尽世间所
有之恶名诬陷托洛斯基，但是幽草无意背叛父亲去效忠斯大林，她以希腊神话中的
安提戈涅自许，情愿陪伴在两眼失明的俄狄浦斯父王的身边。。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最具人情的角色。由于自责，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用宝剑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后逃离忒拜城堡。他的女儿安提戈涅情愿牵着父王的手走向荒原
，无论俄狄普斯父王是否背负着弑父淫母之恶名。
安提戈涅的感人之处不止于此。
七将攻忒拜之后，安提戈涅不顾国王舅父克瑞翁的禁令，毅然埋葬了哥哥波吕
尼克斯的尸体。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活活关砌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谁说安提戈
涅就不是一个殉道者？安提戈涅以其短暂的生命揭示了“天地良心”——“它既不
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永恒地存在着”。
文革之最罪恶就是将人间的爱非人性化，以革命的名义扼杀所有的人伦之爱。
同时也将仇恨非人性化，在人与人之间，将虚拟的仇恨演变成真实的背叛和血淋淋
的杀戳。
刘涛和林豆豆在文革中或许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人的事情，但是她们最对不起的
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说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最为悲剧
性的情节，但是，在文革中我们看到的是更为凶残的场面——像蝎子一样——“儿
女吃掉自己的父母”的场面。
其次，在俄国、在曾经的苏联、有一种从托尔斯泰那里延续下来的文化承传，
它背景于东正教，高于党文化，且不曾因为有了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代而被阻断，
成为俄罗斯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绳。中俄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高官的子女的生活形态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思想形态更没有可比性。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阅读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斯大林这个名字如同铮铮的钢刀声刺痛
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心。”
斯维特兰娜用她的两部书《仅仅一年》和《致友人二十封信》划清了与斯大林
主义的界限。斯维特兰娜告诉世人，苏维埃政权的铁幕后面是黑漆漆的，在许多事
上，他们（指斯大林）共同有罪，你能看到观众在鼓掌，而人民沉默无言；斯维特
兰娜坦言，与之同龄的一代人的大多数，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和我比起来要充实的多
，他们能活过来的人不多，活过来的人都成了时代的精英，他们是明天的十二月党
人。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才了解和知道了斯维特兰娜
。所以笔者认为，以人比人不如以书比书。中国有另外两个公主级人物都是师大女
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这两个人都写了书——邓毛毛的《邓小平在文革中》，罗点点
的《点点回忆》。
邓毛毛的书涉及红墙内的秘闻，阅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罗点点的《点点回忆》的每个章节的开头都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句子作
为导读。语录式摆放的弥尔顿诗句与党文化的叙述形式及其内容就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也找不到焦点。读者似乎只是感觉点点是在做比喻，文革前北京南池子的那个
王府是她和她们家的乐园，文革来了，失乐园了。《点点回忆》快要截稿之时正值
苏联解体。中国和全世界都以平静心态接受这个现实。罗点点却借康克清的嘴说：
“怎么得了啊”。记得读到这里时，笔者几乎笑喷。嗷，她心中的“失乐园”原来
如此。但是，罗点点应该记得，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就认定列宁缔造的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被资本主义复了反革
命辟。“怎么得了”的时刻到底应该从何时谈起呢？
题归正传。用宋彬彬类比斯维特兰娜——斯大林的女儿或布哈林的女儿，似乎
都有些牵强。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都是冠名小品。这些冠名小品确实不好拿来与斯维特兰娜的《仅仅一年》《致友人
二十封信》进行比较的。
第六章 评范世龙的诋毁文及其它
为了分散读者对《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的注意力，也为了表明自己效忠红
卫兵的立场，《记忆》编辑部急急忙忙在第８２期的的首篇位置安排了一篇攻击卞
仲耘的文章《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署名范世龙。不知是
笔名还是人世间确有此人？这是一篇诋毁文，更是一片献媚文。用诋毁文革受难者
的文字向红卫兵表忠心。其相之丑，其态之陋令人作呕。
该文章在厚颜吹捧宋彬彬和刘进的同时，将污水泼向卞仲耘校长。文章引用当
年师大女附中高二（２）班学生罗治的一篇日记（刘进曾在“五人谈”中提及罗治
的日记），以卞仲耘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一次报告的摘录为据，下结论说：卞校长做
报告的那一天为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发动日。
该文中某些叙述清晰地表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参与策划了
这篇中伤卞仲耘文章的写作。
４６年前，卞仲耘执行了宋硕的北京市大学工作部的文革部署，安排学校师生
整天学习报纸和文件，这种文革局面与后来的打人杀人相比，对师大女附中的老师
和学生而言都是利多弊少。而宋彬彬刘进鹦鹉学舌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大字报
，以领导文革不力之名问罪卞仲耘。
４６年之后红卫兵红外围左倾变右倾，反口呲牙，指责卞仲耘领导和发动了师
大女附中的文革。她们左右开弓之目的就是要让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这些被红卫
兵残杀的人们徒生枉死。
范世龙文章的逻辑表达水准处在正常人的平均线之下。现在可以通过外延推导
式的方法展现一下其逻辑的荒谬：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清华附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校长（文革中被清华附中红卫兵残酷殴打，肾脏被
打坏）；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女三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
向当年的女三中校长沙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女十五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京八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北京八中校长华锦（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
最近，红卫兵的尾随者又在放风，说，卞仲耘不是高、大、全，为什么不可以
碰？
是的，卞仲耘确实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完人。何止是卞仲耘啊，还有孙维世
、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都不是完人，她们和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打死的１７
７２名北京市民一样；和南京大屠杀中被杀死的３０万南京市民一样；和在奥斯威
辛集中营中死难的６００万犹太人一样都不是高、大、全的完人。这些受难者生前
或许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缺陷和政治过错。指明这些死难者的缺点在政治和历
史上的意义何在？可以抵消掉德国纳粹、日本鬼子和北京红卫兵的罪恶的吗？哪怕
是一分一毫！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已经４６年，王晶垚已是９１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红卫兵
红外围对他们还是愤恨难消、耿耿于怀呢？
红卫兵对卞仲耘和王晶垚先生的仇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当初，她们游戏般的把
人整死了，只是为了政治投机、哗众取宠，其实并非心头真的藏有血海深仇。时过
境迁，Game over,她们洗干净沾满鲜血的双手，想读书去了，想拿个学位，还
想恋爱结婚，学着普通女人的样子去做一个贤妻和良母，不希望有人总是提起往事
坏了心情。她们希望死难者家属能够和她们一道快乐地忘记过去。一旦得知死难者
家属还没有忘记血腥的残杀和被害的亲人的时候，红卫兵就心烦意乱，４６年前那
虚拟的仇恨开始变质，质变成真真切切的仇恨。这种世界上最最不讲道理的仇恨开
始在老年红卫兵的心中滋生蔓延。此种非人性的仇恨的聚集是红卫兵４６年来拒不
忏悔的源头，因为有了此种仇恨，所以就有了十年持之以恒的鬼祟和欺诈。
现在，王晶垚和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是非划界、泾渭分明。站在宋彬彬身前身
后的红外围已经挤成一团，上有７０岁的老人，下有４０岁的中年妇女。他们以《
记忆》为阵地，向王晶垚先生和死去的卞仲耘抛出一些烂砖头。这种场景在４６年前
就曾出现过：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一群红外围尾随红卫兵围殴无助的卞仲耘。
这些过去和今天的红外围分子的情感取向是无法用常规和常识去解构的。他们昨天
热衷于做林彪的拥趸，今天又成了宋彬彬的Ｆａｎｓ。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
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物伤其类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现象
，如王友琴所说，牛是不吃染过牛血的草的。在人的世界里确有着另类的物伤其类
，这个“伤”字已经有“伤害”的意思了。
王晶垚老先生虽然由衷地感激为铜像捐款的几百名师大女附中师生。但是，他对
红卫兵参与和操纵雕铸并安放卞仲耘铜像是不认可的。
问他，为何？
他说，那个人（指塑像）根本不是卞仲耘！
２０１１年母亲节前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实验中学举行。这个仪式被拍摄
并刻录成光盘，其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个光盘的解说词严格遵守了红卫兵关于８·５事件的口径——卞仲耘是被学
生打死的（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并在解说词中宣称：“事情已经过去４０多年
，就连亲历打斗校领导的老三届学生至今也不清楚８·５事件的真相”。会议主持
人罗治进一步宣称：“我们认为，真正揭示历史真相探讨悲剧根源的任务还必须由
比我们更年轻，更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来完成”。这实际上是在用建一座铜像推卸掉
了揭露一场血案真相的历史责任。卞仲耘不是被暗杀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
打死的。卞仲耘被害那天，师大女附中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估计应该不少于一
千人。这一千人在这４６年间与杀人者默契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绝不指认任何一个
凶手，绝不说出任何一个凶手的姓名。王友琴说，当年不能出面制止暴力的实施，
无异于同谋！那么，４６年间与凶手共同坚持一个拒不揭示惨案真相的攻守同盟是
不是也同样无异于同谋呢？
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王晶垚先生将记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退还给罗治
。在退还光盘的说明信中，王晶垚先生写道：“由于塑像的问题，我肯定不能接受。
”
捐款人中不乏红卫兵人。她们以为塑一座体态丰盈、面带微笑的卞仲耘铜像就
可以自赎了吗？卞仲芸告别人世时是铜像塑出的那副模样吗——安静、祥和——鬼
都不相信！
红卫兵不允许在碑文中注明卞仲耘的死因，但是允许卞仲耘以一名教育工作者
的形象存留于世。
但是，卞仲耘注定要以一个文革受难者的形象被记入史册！这是她生前生后的
宿命。“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旋”，冤死的窦娥可以洁来洁去，或许是
苍天的怜悯。而卞仲芸呢？遍体鳞伤，粪便染身，生的痛苦，死的无颜。４６年前
不能感天动地，４６年后也没有换来红卫兵的眼泪和忏悔。莫非真的应验了那句中
国的名谚：狗行千里吃粪，狼行千里吃人。
◇ 结束语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碑群的东南角有一道石阶通往地
下。地下是信息厅。一个声音在宣读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相
应的文字在墙壁上淌过。从头到尾听一遍全部死难者的名单，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
十七天。
历史记住了卞仲耘。但是，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玉华台饭庄１９岁的女
服务员叫什么名字？被男四中红卫兵打死的社会青年叫什么名字？被北大附中红卫
兵骑摩托车多次碾过身体的老妇人叫什么名字？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１
７７２名死难者的名单在哪里？他（她）们正在被遗忘。或者说已经被遗忘。上天
无情，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安排的吗？
死相惨烈的人是上不了阿修罗道的，更莫说天道。断魂桥上，６０年等一回，
她（他）们在等谁？在等那些诬陷过她（他）们的人，羞辱过她（他）们的人，残
害过她（他）们的人，杀死了她（他）们的人，还有那些为暴行辩护和狡辩的人，
牵着她们的手共赴无间道。
□ 原载《北京之春》２０１２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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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对造反派的误指与妖化
·周伦佐·
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上，
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有目共睹，难以混淆。然而，伴随“文革”结束后官方清算运
动的深入和民间反思活动的兴起，一种历史“失忆症”逐渐在人们中间蔓延，其突
出特点是：抹杀“文革”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界线，无视“阶级斗争”模式与“
路线斗争”模式的差异，混淆两种红卫兵的身份。这些人既包括“文革”的受害者
，也包括“文革”的参与者。
一、失忆与误指
何蜀提到“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比如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
记中，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１９６６年６月遭到迫害时，作者写了一个
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
当时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当时还是党
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不仅造反派尚未出现，就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
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么“红袖章”。
笔者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这类令人想哭的“笑话”。
一位朋友的母亲，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文革”前任本地区某中等专业学
校副校长，“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漏划地主”而撤职。１９８０年代某一天她对
笔者谈起“文革”中的事，愤恨地说造反派把自己整惨了。笔者知道她的情况，便
故意询问她挨整的时间和具体的运动，她说是１９６６年６月“四清运动”，但强
调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正与“四清”交叉进行。笔者告诉她：当时还没有造反
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是“文革”，具体整她的人也不会是造反派而只能
是官方工作组。笔者还指出１９６８年该校造反组织曾替她鸣冤翻案的历史事实。
她默认并若有所失。
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某农场知青聚会，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领导的宋君偶尔谈到
其父１９６６年９月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事，脱口而出：造反派太坏了
。事实上其父是因“地主成分”而被官办红卫兵抄家并揪斗的。当笔者指出这一真
相，他承认并解释为：这些年说顺口了。
某学院教授华××，曾是笔者上大学时现代文学课的主讲老师，时任学校中文
系党总支书记。１９９０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么涉及到“文革”话题。他说曾经
遭受造反派迫害。笔者知道他戴过“右派”帽子，便指出将他打成“右派”的是１
９５７年“反右”运动，那时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着解释：打成“右派”后仍然
留校工作，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文革”时造反派将自己开除公职赶下农村的
。笔者说在这个城市，１９６６年６月不仅没有造反红卫兵，就连官办红卫兵都还
没有产生，将他扫出校门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组。他默然，随之流露出像丢失了手中
拐杖一样难受的表情。
这类张冠李戴式的“笑话”，笔者从各种身份的人口中听得太多。如果说他们
都不是社会名流，其误记不足为凭，那么下一则故事的可信度就很强了。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毛志成，常以随笔散文仗义直言点评时弊，据说在散文界相
当知名，曾有“南余北毛”之称。对于“文革”中的受害亲历，他也会误记吗？
在《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的一篇文章中，毛志成记述了自己在某城
镇中学任教并于“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的一个滑稽场面。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
记得某次批斗我的地点是四层楼上的一个大厅。正在“左派”师生们进行吼叫
式发言，发誓“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时，发生了轻微的地震，电灯晃动
。刚刚有人喊了声“地震”，上千位“革命师生”都作鼠窜状，你推我搡地涌下了
楼。使我得以小歇，坐下来美美地吸一支烟。半个小时之后，地震平息。“造反派
”们又陆续回来，继续喊些“誓死捍卫毛主席”之类的话。
这个场景的确滑稽。可惜毛先生在记述这些加害人的身份时，同样患了不少文
化人的通病：张冠李戴。
从所记场景不难推断：既然被揪斗的是一位恃才傲物的普通教师，加害人又是
“上千位”之多的“左派”师生，时间必是“文革”之初，运动所处阶段必是学校
权力机构和工作组发动红色师生揪斗“黑五类”师生之际。即便此时该校已有红卫
兵组织，也一定是官办红卫兵而非“造反派”，因为这个时期造反红卫兵还没有出
现。就算这所中学情况非常特殊，造反派提前产生，他们也不可能立即拥有“上千
位”之众，更不可能在如此人多势众之时不去揪斗当权者，而热衷于批判一名普通
教师。然而毛先生硬说当年批斗自己的上千位师生是“造反派”！
可能是笔误，可能是误记，可能是人云亦云式的误言。只是不知毛先生们是否
想过：在记述“文革”中的个人经历时，文人们通过公共媒介所传播的这类随意性
失误，会不会误导众多知情者的历史记忆和不知情者的是非判断？
尤其有趣的是，这类误记、误言竟会瘟疫一般传到海外完全自由的公共话语空
间。
澳洲学者杨小凯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两个活证人的故事，说明１９６７年夏季湖
南道县发生的大屠杀是武装部和保守派对造反派和“黑五类”的灭绝性残害。没想
到文章在美国《中国之春》发表时，这段文字的标题竟然被误印为“造反派在道县
杀人”。
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郑义写了一篇关于１９６８年广西大屠杀的文章－－《广
西吃人狂潮真相》，却对这场人吃人惨剧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支持下武力围剿
造反派“四二二”时野蛮施为的事实全然回避，致使“广西造反派吃人”的谬言传
遍海外。１９９３年１月６日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一条骇人
听闻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国内自由派文人自不待言：何清涟和余杰在“广西人吃人事件”上发表了不少
引人深思的议论，却不指明究竟是谁吃谁。萧功秦在相信“广西造反派吃人”的前
提下，更对为“文革”造反派辩护的人提出警告：“要防止走到另一极端，把造反
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
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广西吃人风潮》这种极端的触目惊心
的个案，想一想那些被异化了的造反派，不至于把对造反派的公正批评都说成是‘
妖魔化’。”
令人吃惊的，除了普通人的误记和作家的误言，还有学者清醒的误断。
徐友渔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对“文革”的学理性研究掀开了国内“文革学”
的第一页。然而在其“文革”研究文章中涉及两种红卫兵时的个别误断，却不能不
令人遗憾。
令人遗憾之处在于：他分明深刻分析了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完全不同
的等级构成、等级境遇、等级心态，又客观记述了两者截然相反的心理动机和矛头
指向，却在涉及北京“老红卫兵”前期行为而产生认定疑难时，硬要将其称为“学
生中最早的造反者”，并在对红卫兵青春期行为进行纵横比较时，将保守派红卫兵
与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一体，判定他们都“和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
。
这些说法在原有语境中的语义，自然与它们被人们单独领会时不尽相同。但它
们被单独领会时具有的误指含义，却有必要给予澄清。
什么叫造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义解释有两项：发动叛乱或者采取反抗
行动。民间最通俗也最准确的理解是：以下犯上或犯上作乱。
在《水浒》故事中，高衙内等“八旗子弟”的行径算造反吗？非也，只是对生
存于其淫威之下可归为“反动学术权威”行列的林冲们的构陷与迫害。即使宋江杀
惜、李逵斩鬼、武松屠嫂、杨志宰牛，都称不上造反，尽管对象是恶人，但不处高
位，杀他们只算义愤除恶。
造反必须是矛头向上：皇帝或者官僚。皇帝骂大臣“造反”，官长骂下属“造
反”，家长骂孩子“造反”，其本意都是一样：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
只有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才符合造反本义。
纵观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难道批斗教师、学生中的“黑五类”子女也称
得上造反？难道揪斗被官方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专家、学者、文学家、
艺术家和早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用得着造反？难道横扫早就成了专政对
象的“地、富、反、坏、右”，也需要造反？不，这明明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
公然迫害。它不是以下犯上，而是以强凌弱。
“法西斯”之说用来形容保守派红卫兵的恶行，倒是比较贴切。因为法西斯之
所指，除了手段残忍，还包括武装到牙齿的强者对手无寸铁的弱者任意施行残害。
比如德国军队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日本军队屠杀南京城的中国老百姓。
倘若换成两军对垒互相厮杀，那就属于通常所说的战争行为而非法西斯暴行了。保
守派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带有很浓的法西斯色彩。
单凭武斗这一事实，就将造反派红卫兵归入法西斯之列，似难成立。且不论造
反派与保守派之间、造反派两大派之间政治观点和派别利益的对立，如何可能导致
武力冲突，也不说同样分成对立两派的支左军队在武力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仅就双
方武斗的特征来看，也不符合法西斯的含义。因为它是两军对垒式的行动，而非一
方全副武装，另一方手无寸铁。称之为造反派与保守派或造反派两派之间的武力内
战，无疑更准确。
这不等于说造反派的武斗应该肯定。造反派武斗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和社会动乱，远比保守派红卫兵的暴行造成的后果严重百倍，理所当然应该彻底否
定。这里只是从学理层面说明：武斗属于造反派内部或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内战
，而非造反派对其它社会弱势群体的法西斯暴行。
读徐友渔研究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文章，开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
、平实的文笔、清晰的论述和独立的见解，使人一睹为快。然而，当再次细读，感
觉就变了－－总觉得什么地方还不到位。原因何在呢？细细想去，问题不难发现。
一方面，通过他对中国十七年政治弊端的分析，对“文革”初期毛泽东、刘少
奇不同做法的对比，对造反派红卫兵等级构成和造反动机的描述，对保守派红卫兵
的剖析和谴责，你会和作者一样，对这些被主流话语否定的造反者表示理解和同情
。
另一方面，当他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与保守派红卫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
统称为“造反”，不加区别地全部装入一个理应否定的“文革”大口袋中与“青年
纳粹运动”相提并论，你又会倾向于作者对造反者的否定。
这究竟是读者的误读呢，还是作者的矛盾？
显然是作者的矛盾。矛盾主要发生在感性与理念之间。作者的亲历以及所掌握
的大量事实，使其在客观陈述时，不能不流露出对造反派红卫兵的理解和同情。但
在对整个事件作价值评判时，作者又不能不遵从自己所信奉并在当下知识界占主流
地位的自由主义理念，将两类红卫兵一并装入“文革”这个抽象概念之中加以否定
。
要是不把造反派等同于“文革”而作为否定的前提，凭着作者对造反派红卫兵
的实际了解和客观描述，是很难对其断然否定的。事实上，作者对他们的否定，也
是借助于保守派红卫兵的恶行才勉强告成。
徐友渔力图客观反映历史细部真实的个别论断，只是其“文革”研究主体的小
小枝蔓，想不到会成为很多文人笔下任意混同两类红卫兵的理论依据。
海外学者侯一谦自称要使造反派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得到更为公认且明确的意
义”，但他的第一个定义就违背了自己的许诺。他认为：“最早被称为造反派的”
，是北京一些中学１９６６年５～６月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这样的结论甚至不如“
文革”中人们的常识，哪里称得上学理“尝试”！
西方学者在分析红卫兵运动时，由于习惯于先用无区别的“红卫兵”这个称呼
来进行泛指，然后才略微言及两种红卫兵阶级成分构成的不同，所以对１９６８年
８月相关事件责任人的认定，也难以避免因这种泛指而产生的误指。美国布鲁金斯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里ｏ哈廷在《危机中的中国》一文中，就有这样的失误。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看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提出了群众参与运
动的组织形式－－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没有提及红卫兵，就认为许多单位的文化革
命委员会由高级干部的子女统治着，易于在党的机构控制之下，而红卫兵则更易于
被文革小组所操纵来对高级领导人进行批评。使人觉得这两种组织似乎处于某种对
立状态。二是在论述“１９６６年底”以前“红卫兵运动并未达到毛泽东的期望目
标”时，认为这是由于红卫兵的行动主要限于“破四旧，立四新”及其包括的折磨
和虐待教师与学校领导、打击和残害被专政人群、洗劫和破坏文化载体、侵犯和改
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使人感到，这些丑行、恶行、暴行的责任人是包括造反派红卫
兵在内的整个红卫兵。这当然过于笼统。
首先，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在《十六条》公布前就出现了，这些高
级干部子女此后普遍成为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而使两种群众组织
结为了一体，二者的性质并无多少差异。与文化革命委员会对立的，只是学校里的
造反派红卫兵。怎么能以后者来泛指整个红卫兵？
其次，“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行为是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高级干部子女
为首的保守派红卫兵实施的。而且这些行动并非如作者所说“很少有官方的支持”
，而是都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大学和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没
有参与这类行动。怎么能以前者来泛指整个红卫兵？
学人的误断不像常人的误记可以随风飘散，而是铁板钉钉入木三分，易成定论
。因此，以讹传讹不宜继续下去。
如果说文人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也仅在于：普通百姓是为了世
俗的需要而篡改历史，文人学者却是为了观念的需要而牺牲事实。这个区别划出了
道义上的优劣。但他们又共同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二、附势与妖化
面对中国人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笔者不禁想寻找“病症”的心理机制。
首先想到两个形容词：趋利避害、趋炎附势。二者词义相近，但前者偏褒、后者过
贬，感到都不太恰当。最后，笔者干脆从中抽象出一个可以归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附势心理。
见过猴王争霸吗？
当老猴王以优势姿态与挑战者展开激战，众猴臣龇牙咧嘴猴视眈眈旁观其变。
有的跃跃欲试，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故作悠闲，但由姿态与表情构成的身势语符号
，表明它们大多站在独占优势的老猴王一边。随着一声惨叫，战场形势陡变：但见
老猴王狼狈逃窜，挑战者正乘胜追击－－新猴王产生了。众猴一阵慌乱，但很快反
应过来，不约而同地追随新猴王而去，参加将老猴王咬死或者永远驱逐的最后一战
。战斗结束后，众猴簇拥在高高在上的新猴王身边，为之搔痒、为之捉虱、为之舔
伤、为之捧食……纷纷献媚。好像挑战伊始它们就知道新猴王必胜，好像新猴王刚
从娘胎蹦出，它们就知道将成为它的忠诚子民。
这是猴界的附势心理表现。
附势，自然指众猴立即趋附得势的强者，并对失势的弱者翻脸，追逐之撕咬之
击杀之。可形象地称之为墙倒众猴推、落井下石。两种行为互相依存：因附势而下
石，以下石来附势。淡化其在人界的贬义性，可将其合解为情理之中的行为：趋利
避害。其实汉语中“势利”一词的本义也属此范围：为求利而附势，因附势而得利
。皆为生存需要使然，无褒贬可言。
因有道德评价，人类的附势心理更深存，附势行为更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
心理动因与猴类并无二致：出于利害需要。二者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人类
可以不动用野性化的爪子和牙齿，而只凭借文明化的记忆和言语。言语用来向外表
述自己对得势者的忠爱和对失势者的憎恨，记忆用来向内蒙蔽自我的良知并掩饰自
身的卑下。
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那么多人把自己说成造反派的受害者？这是人类附势心
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附势记忆使然。
所谓附势记忆，是指受附势心理支配的记忆，特征通常为：顺应现实形势需要
，对往事只记起于己有利者而遗忘于己无利者，有时甚至可将无利之忆偷换为有利
之忆。许多人将自己受害之事的责任人误记为造反派便源于同类需要：造反派随同
“文革”被官方宣判了死刑，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势，将自己记成造反派的受害者
，不仅可以证明自己历来就站在现在的强势者一边，还可以让内心产生曾为现在的
强势者付出过惨重代价的光荣感。至于外界的道德评价，只要众人认同便无所谓。
对于内心的良知审查，只要记忆掩盖得住即无妨碍。就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之
后，人们争说遭国民党压迫和受地主资本家剥削一样。
这同样是追杀：记忆形式的过去时追杀和言语形式的现在时追杀。与猴类的追
杀方式相比，它无疑更高明：追杀层面不限于肉体更指向精神，追杀范围不限于空
间还包括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健忘或失忆往往表现为某种下意识行为。须知现在私下涉
及这个话题时，不仅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可以放胆言说，就是国内的文人学者和普通
百姓嘴上也没有什么封条。可是人们仍然不假思索地乐此不疲。
一位画家朋友认为，行为艺术家大多有自虐倾向。这使笔者联想到对造反派的
追杀行为－－它不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行为艺术吗？只不过艺术家是以肉体的自虐
实现艺术的追求，附势者则是以人格的自虐满足非艺术的需要。
因为这类无视社会道德和个人良知的自虐，隐藏在附势者双重追杀行为背后的
人格，肯定很不健全。附势者人格很难独立，因为他是在虚假地趋同，而非真实地
存异。
在造反派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便是人们习惯于附势
的结果。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得势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留意他的优点或长处
，并且少不了放大和夸张，异口同声地从那光彩照人的肯定面对他进行抬高、吹捧
和赞誉。他的缺点和短处，也会因赞誉之光的映照而异常可爱。当一个人失势，人
们的神情又会陡变，从目光所及到内心感触，都会对他的缺点和短处最为敏感。贬
低、攻击、毁损之辞在放大的视野和夸张的情绪中一涌而出。这人的优点和长处，
同样被阴暗的否定面消解成含义可憎的碎片。
前者的指向是什么？是神化。
后者的指向是什么？是妖化。
二者的指向范围，都大大偏离个人真实存在的中轴线－－尽管神化者极度偏高
，妖化者严重偏低，但都是对一个人真实状态的歪曲。
这是人类的特权，伴随评价心理而生，环绕在人际关系之中，又以饱含毁誉功
能的语言作为投掷器。兽类很简单，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只要涉及生存利害，直
接付诸行动了事。人类复杂而高级，即使与自身利害无关之事也要参与，而且是用
语言，远远地向对方投掷鲜花或者粪便。
别小看这类看似无意的行为。它往往形成某种赋有同化作用和感染力量的评价
氛围，使被神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是而飘飘欲飞，使被妖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非而
一蹶不振。所谓众口成碑、众口铄金，便是这个道理。
一次朋友闲聊。无意间谈到某人近来状态很差，因为经常受到周围人的责备和
嘲笑，完全被搞“妖”了。一位朋友谈起自己倒霉之时被妖化而萎靡不振的亲历，
感触很深。一个“妖”字，生动而准确，将人处颓势时那些畸形贬义评价的虚张性
和丑化性一网打尽。
这使笔者想到扩大至政治范围的妖化现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化，共产党对
帝、修、反的妖化，“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妖化，“文革”后人们对造反派
的妖化。它们的用意都一样：为了达到否定对方的目的，先从外观上将对方形容成
妖魔一般可怕、可恶、可憎的模样。
人们的附势心理分很多方面，例如附主流政治话语之势，附主流社会心理之势
，附主流文化思潮之势。在造反派问题上，人们的误记、误言、误断，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某种对应－－尽管多数人并非有意为之，而且其中存在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
之间道德范畴的差异。
这些主流氛围的强势存在，必然会影响现实中人的记忆、思索、判断和言说。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不同方面的失误性的记忆、思索、判断、言说，一旦
相互渗透互相认同，就会形成一张社会化的公共话语之网，无形中罩向人们的常识
，强迫你接受。使不明真相者只能人云亦云，使明知真相者只能保持沉默，更使那
些被误指的责任人有口难辩－－要么自认倒霉，要么也云里雾里地跟着自认有罪，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只好自我隐藏，生怕一旦暴露会遭到谴责甚至惩罚。
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实情。
赵紫阳时代的官方改革派知识分子陈一谘、何维凌等，“文革”中都是激进的
造反派，他们坐在官方长椅上时不得不竭力隐藏过去的造反经历。１９８９年“六
四”事件后，这段历史仍然成了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重要理由。
某朋友，曾是很活跃的省城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后又积
极介入笔者所在地区激进造反派的活动，“文革”结束后考上研究生，后任某科研
院实验室主任。１９８７年获知笔者到省城开会，约以小聚。席间再三嘱咐：勿将
其现供职单位及个人情况告诉考研究生前工作单位的熟人朋友，以免自己的造反派
身份被不怀好意者捅到现单位而引起非议。
某作家，作品曾获国家级大奖，“文革”中为所在公社造反派知青头目，现任
某企业党委副书记。一次见面，有人偶而谈及造反往事，他立即嘘了一声并指指窗
外，言下之意：隔墙有耳，谨防失言。
某高级工程师，曾是北京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有朋友打算推荐其接受“
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的采访，他一口拒绝并说明理由：女儿正在北京读硕士，准
备出国留学，怕采访内容公开后影响孩子前途。
某著名诗人，曾任笔者所在地区一大派中学造反红卫兵的宣传部长，现为某中
央级文学刊物主编。一次在刊物上读到其自撰小传，涉及“文革”经历之处令人咋
舌。其中一段文字大意为：“文革”中因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自己被排斥于红
卫兵组织之外，受尽了红卫兵的欺凌和侮辱。他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现，却被隐
藏得踪影全无。
这些人为何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因为害怕－－怕引来政治权力的报复，怕招
致社会舆论的歧视，怕因此影响自己或孩子的前途。
这些年，在国内公共话语空间，文人们敦促过去的造反派大胆站出来忏悔自己
罪行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不认真想一想，在当下这种由误记、误言、误断构成并
充满误会、误解、误差的公共话语环境里，能有真实的忏悔和客观公正的评判吗？
他们究竟要这些被误指的责任人站出来忏悔什么？忏悔当初被打成“反革命”的绝
望感受吗？忏悔随后批斗当权派和解放“三、四类”的内心欢欣吗？忏悔后来搞武
斗的惨痛教训吗？该忏悔的是要忏悔，不该忏悔的自不忏悔。据笔者所知，该忏悔
的他们已经忏悔，只不过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心里，不该忏悔的他们有权保持沉默。
为何一定要逼着别人用公开忏悔来证明自己改恶从善呢？何况这些该忏悔和不该忏
悔的往事，原本就与这些敦促者毫无牵连，即使别人站出来忏悔，这些敦促者也成
不了正义的化身。为何在这些人眼中，自己就一定是光明的使者，别人就一定是黑
暗的代表？这些人既然已经垄断了阳光，把阴影投给了别人，难道还要别人将阴影
拾起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再走到他们面前来做陪衬？
而且，造反派除了武斗之外，还做了什么值得众口讨伐和自我忏悔之事？
他们为何不想一想，即使有人愿意站出来忏悔，哪家出版社敢开绿灯？哪家报
刊敢给版面？明知公共话语权历来只属于少数人，凭什么要强人所难，指责别人沉
默寡言呢？
原“新北大”造反派红卫兵陈焕仁撰文述说，自己写了一部旨在坦白和忏悔的
《红卫兵日记》，但是一直出版无望。
这些敦促者为何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敦促忏悔的声音中，要数季羡林和刘心武的音调最为恳切。笔者不否认二人
的愿望中包含的道义感，但其敦促言论同样难免误指。
季羡林在《牛棚杂记》自序中，写明应该站出来检讨和忏悔的对象，是那些“
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指北
京的“老红卫兵”，但被他误称为“造反派”。
刘心武同样如此。在《难以忏悔》一文中，他原本指明“应该站出来忏悔的”
，是那些“‘破四旧’毁坏文物、抄别人家、打人致残致死的人”，即北京“老红
卫兵”，但又称其为“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造反派之谓
已属误称，“主潮”之说更缺时间限定：“老红卫兵”处于主潮仅在“文革”第一
阶段中的半年，造反派红卫兵处于主潮则在“文革”第二阶段的两年。被敦促的究
竟是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这类误指在很多文化人涉及“文革”这段历史的回忆
文字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巴金先生晚年所著《随想录》中，这类误指就有几十处之
多。
说句重话：误指之言看似激进，其实不然。因为它恰好掩护了那些本应受到遣
责的权贵子弟。
“文革”十年，最为知识阶层痛恨的是最初党委时代的半年，最为官僚阶层痛
恨的是随后造反派时代的三年，最为广大民众痛恨的是后来军队时代和干部时代的
七年。由文人们发起的控诉和反思，主要依据的明明是在“文革”第一阶段直接受
害的半年，却被演绎成了整个“文革”，好像十年中的斗争指向和实际内容都和这
半年一样是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这种以偏概全式的认知，还在“知识”和“文化
”的名义下，获得了社会代言的权力，让人觉得它所表达的不是部分人的感受，而
是全社会的感受，它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社会的利益。
这种“半年期综合症”逐步蔓延开来，完全弥漫了整个“文革”问题的话语空
间，使得不属半年受害者的反思，甚至站在十年之外的言说，也不得不受其牵引。
文化界对四位享有公共话语权力的作家不同忏悔态度的议论，同样充满误指。
四位作家分别是梁晓声、张承志、戴厚英、余秋雨，都被认为有造反派嫌疑。梁晓
声、张承志在北京，皆属不忏悔的典型；戴厚英和余秋雨在上海，前者深深忏悔，
后者默不做声。众多议论，自然对戴厚英大加赞扬，对另外三位义愤填膺。忏不忏
悔是各人的权利，不必深论。笔者只想说明，他们并非都是造反派，没有必要全部
放在造反派范畴中来加以追问。四人中，梁晓声是哈尔滨某中学前期的保守派红卫
兵和后期的造反派红卫兵，张承志属北京某中学的保守派－－“老红卫兵”，余秋
雨为上海某高校的保守派红卫兵，戴厚英也并非上海文化界“响当当的造反派”，
而是随大流卷入过造反，只因家庭出身较好和个人身份可靠而在运动初期和革委会
成立后受过重用的红色小人物。这都是他们的自我介绍，而非主观推论。认清这个
事实，便不难明白他们在忏悔问题上所持态度的不同含义。忽视四人在“文革”中
的不同身份，硬要将他们归为造反派而大加追问，岂能有真实之论！
事实上，文化人误指的手势，不仅无助于揭开那段历史的内幕，反而会让内幕
中的真相更加沉默。是的，那段历史的真相，正是被政治权力高悬的利剑、受害者
虚假的记忆和文化人失误的言说共同制造的多重阴影遮蔽起来的。明白真相者的沉
默仅仅是多重阴影覆盖的结果，而非相反。对此，误指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 原载《共识网》－《领导者》总第４６期（２０１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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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一个特殊学生的工作安排
·王文嘉·
〔编者按：本刊ｚｋ１２０６ａ发表的王学泰《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一文中，介绍了著名的“五一六”发起人张建旗在狱中的独特表现，本文是北京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编的《大学生就业足迹》（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
９年１１月）一书中的一篇，讲到了给张建旗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周折。〕
我是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市人事局做大学生分配工作的。
１９８５年，市人事局将负责大学生工作的技术干部处调整成大学生分配处和
职称处。大学生分配处的处长是高云厚，副处长薛立萍，工作人员有董燕、杨凤云
、邢新忠、张宇泉、张强生、张新、张明德和我。
每年大学生分配，都会有一些人因为健康状况或其他原因，找不到接收单位，
或被接收单位退回而分配不出去。尤其是一些患有精神类疾病的毕业生更是很难安
排工作。这些就成为我们大学生分配处的工作难题。这些难题，一般都是由时任处
长的高云厚同志直接办理，特殊解决。我就曾随同高处长将一名有些精神疾病的女
大学生安排到北京氧气厂工作。我知道这是高处长在教我如何去解决这类难题。
１９８５年３月，高云厚同志将历史遗留难题，张建旗的分配难题交给我处理
。
张建旗是“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老大学生。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毕业的
大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延迟了工作分配。但在７０年代也大都安排了工作，极
个别的学生未分配工作，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张建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中
央领导人被定为“五一六”的头子在公安部关押了很多年，“文化大革命”之后被
释放，人事关系在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市人事局安排工作。张建旗被释放后，身
体极度虚弱，走几步路就满头大汗，双腿肿得厉害，还有腹水。在家调养几年，身
体开始恢复，他自创了一套饮食疗法，即一周只吃大米，不吃任何其他主食，下一
周只吃白面，再一周只吃玉米面。这样周而复始。这套饮食疗法由于他的坚持及其
他锻炼，几年下来身体大有改善。到我接手他的分配时，他已经能每天骑自行车由
三元桥到八一湖游泳，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星期他骑自行车到香山爬一次山，同
时到钢铁学院还书并借新书回家看。每月由钢铁学院学生处给他发生活费。
我接受这个任务，首先调来他的材料。张建旗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所有中
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公安部在释放他时有一个决定，列举他反对中央
领导人的情况，并说因为他精神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不算数，释放，重新分配
工作。
那个年代，虽然毕业生均由国家计划分配，各单位都极缺大学毕业生，但如果
档案中有这么一份公安部的文件，说此人有精神问题，任何单位都不会接收这样的
学生。为此，我进行了调查、分析，我到张建旗家中，与他本人沟通交流。从表面
上看，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楚。我又找到钢铁学院学
生处赵文政，赵处长也反映，张建旗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们国家由于“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停顿了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后，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１９８２年春季，才有本科大学毕业生按计划分配，各单位
人才断档严重，都极缺大学毕业生。当时没有一个单位的毕业生需求能得到满足，
北京市属单位的人才缺口更大，尤其是一些困难单位更是很难得到大学毕业生。分
析了市属单位，我找到市建材局干部处的段建国同志。建材局当时是市里安排大学
毕业生的重点支持单位，每当做毕业生分配计划时，我们人事局都是重点保护，分
配计划不少，但由于建材局的单位条件比较艰苦，真正落实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段
建国与我们的关系也很好，经常向我们汇报建材局在北京市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建材局人才需求很大。所以，我就找到段建国，请他给我推荐几个好一点的单
位。经过反复比较，我选中了建材实验厂。这个厂在三元桥，是建材局的重点单位
，担负为建材局研发新产品的重任，国家为此减免税费，是个很有竞争力的单位，
但属于建材系统，每年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去，给了计划，也落实不下来。我请段
建国带我到该厂实地考察，了解了生产情况、规模及厂房等情况，并听了厂长及相
关人员的汇报，我对建材实验厂比较满意。我告诉厂长，有一个老大学生，准备分
配给他们厂，并简单介绍了张建旗的情况。我还给了厂长一个特殊条件，他们可以
先试用张建旗六个月，如果发现身体有问题，可以随时退给我们市人事局，如果半
年期满他们仍愿意用张建旗，则要像所有正式职工一样，负责张建旗的生老病死。
当然我还给了他一个条件，如果半年后，他们正式接收了张建旗，从１９８５年开
始，连续三年，每年计划给建材实验厂两名工科大学毕业生。为了保证每年的两名
毕业生能留住，我们市人事局选派两名外地生源中的党员学生干部给实验厂，这样
可以保证每年的两个毕业生能留在建材实验厂长期工作。对于我的意见，段建国和
建材实验厂厂长都非常高兴。几年大学生分配工作，建材局都几乎得不到重点院校
的外地党员毕业生，现在一定三年，将有六名高才生落到建材系统，这是多么大的
照顾。
与各方谈妥之后，我带张建旗到了建材实验厂，工厂就在张建旗家旁边，骑自
行车要不了十分钟，工厂的情况，张建旗很满意。他的同学已工作多年，而他一直
闲着，这回总算有了归宿。他向我表态，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市人事局的期望
。
这些安排妥当之后，我带段建国到了钢铁学院，在赵文政处长办公室，我让赵
处长将张建旗的档案拿出来，我告诉赵处长，请他将张建旗档案中的公安部决定取
出来之后，将档案交给段建国，回建材局向党委汇报。赵处长一听我让他抽出公安
部的决定，汗一下就冒了出来，对我说：“老王，这可不能抽啊！咱们搞人事工作
的，这是有纪律的。”我告诉赵处长：“这是决定，必须抽出来，这是我的决定，
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咱们现在是三个人，你不用怕。”在我再三坚持下，赵处
长按我的要求办理了档案移交。段建国问我回去怎么汇报，我告诉他，这是市人事
局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直接给建材实验厂。段又问我，党委问起档案中是否还有
其他材料怎么说。我告诉他，回答没有其他材料了。这就是完整的档案。
这之后，我向赵文政处长说：你们钢铁学院不是因公安部的决定无法安排张建
旗的工作，而向公安部写了报告，要求撤销这份决定吗？那么我们抽出这份决定就
没有任何不妥，而且我们都考察了张建旗，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份决定
暂存你处，待公安部有了正式答复，你再告诉我。同时我向赵文政布置，从今年开
始连续三年，每年从钢铁学院的毕业生中选两名工科学生党员分配给建材实验厂，
计划单列，外地生源留京指标，计划外划拨。请他将市人事局的意见向钢铁学院党
委、市高教局、冶金部汇报。一年之后，赵处长告诉我：公安部同意了钢铁学院党
委的意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并按我们的要求每年给建材实验厂分配了两名外地
生源党员毕业生。
１９８６年，张建旗在建材实验厂试用半年期满后，段建国和建材实验厂厂长
来向我汇报，对张建旗基本满意，厂长只是提出因张建旗的饮食疗法，出差外地有
点影响。我听后，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第一建材实验厂出差的机会本来不多，完
全可以换人出差，实在需要张建旗出差，他也可以自带干粮，而且他的饮食疗法完
全是因为原来身体虚弱，现在有了工作，一切正规了，他也会改变自己的。看厂长
不再提新的问题，我告诉段建国和厂长，这样张建旗就正式确定分配给建材实验厂
，以后你们要对张建旗负责到底，有关问题我们会发文给你们，我们也会保证承诺
每年分配给你们两个留得住的大学生。
所有手续办妥之后，人事局为张建旗正式发文：张建旗的工龄如何计算，工资
级别如何确定，参加工作时间怎么定，一切与张建旗同班同学一样，享受相同待遇
。从此，拖了多年而难以解决的张建旗工作安排问题全部解决了。
□ 原载《大学生就业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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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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